工人阶级的道德命运与认同

工人阶级不但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且拥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在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的职工(包括部份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其中企业职工1.79亿,非公企业1.1亿人。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工人阶层被视作国家的领导阶级和主人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其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变动,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一、经济与政治变革对工人阶层命运的影响

城镇产业工人阶层（包括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固定制工人(含中层管理人员)、事业单位中下层职工、非公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农民工阶层（户籍在农村,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工），困难职工阶层（包括非正规就业人员,失业、半失业、下岗人员等）。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工阶层在经济上相对贫穷，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在建国之后一段时期，国营工厂职业是“铁饭碗”。工人阶级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工人阶级又称“无产阶级”，但是取得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界定的 “‘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值‘资本’的雇用工人。” ^[1]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生产资料的分配权力，并且享用分配成果。“无产阶级”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改革开放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遍的广泛关注。大量的下岗、失业、为企业效益过早退休的工人成为受损最严重的困难群体。21世纪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缩减，大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代工企业招收着大量受雇工人，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日益沦为社会下层阶级。表现为教育不起孩子，抚养不起父母，生不起病，买不起药，盖房者无家可归，造车者无路可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注解上给工人阶级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用工人阶级。”^[2]这在当下又成为事实。尤其落后产能、夕阳产业的工人下岗及失业补助或退休工资水平非常低，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较低，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再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很有限。这部分职工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困境已逐渐被固化，且开始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伦理关系变化的主要表现

    工人阶层由于劳动关系状况、劳动性质及行业属性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同的个体之间、集体之间、与其他阶层之间都存在利益差别。不仅表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上，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权利、精神需求和心理上。在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产业工人对现实有太多的不接受、不认可、不信任。

（一）工人阶层的政治失落感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高度集中的劳动就业和分配体制即人们常说的“铁饭碗”制度和“大锅饭”政策，工人阶层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他们一直享有包括医疗、住房、休假等各种单位福利和劳保待遇。国企改制、非公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领导层、老板和工人界限分明,工人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被“边缘化”,成为“局外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有名无实,“主人翁”已变成了“主人佣”。 ^[5]在我国全部从业人员中，大约有45.2%左右的人成为雇佣劳动者。不仅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缺乏民主和自由，甚至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乃至实行公司制的公有制企业中，由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片面强调股东的利益，再加上一些厂长经理素质较低，对企业实行家长式管理，致使工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宪法赋予的工人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二）工人阶层的经济挫败感

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所有人，包括工人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但是，工人阶层还没有公平地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恰恰相反，超时的工作，低廉的工资，甚至是频发的欠薪，依旧是一部分工人阶层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他们被边缘化，成为决策社会利益分配上的边缘人。多年来，在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体制的运行中，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劳动是生产要素之一，并强调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参与收入分配。但在实践上，“在企业改制时，都把劳动者近半个世纪的劳动积累排斥在外。在企业利润分享中，只体现股东的资本权力，而忽视或排除劳动者的劳动要素权力，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发放一点微不足道的奖金，排除了劳动力要素与其他要素一样具有的增殖权力。”^[6]

结果，造成了阶层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富强之路始终强调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7]

   （三）工人阶层的文化苦恼与心理挫败感

工厂“以高压管理为特征,严密的工厂规范规定了工作过程的细节,包括工人的服装、发型、上洗手间的时间、车间内身体移动的范围、食品供应和休息时间等”,“为了加强对工人的控制,雇主往往要求工人交纳押金和扣押他们的工资。有时候工人的身份证和暂住证等法律证明被公司扣留,以避免工人在外寻找新的工作”^[8]。许多中小企业缺少明文的管理规章,有规章制度的企业往往由雇主单方制定。管理规章缺乏法律依据甚至违反法律,重视对上下班时间、迟到早退等惩罚性规定,缺少职工福利、工作奖励等项目。生产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职工身心健康受到侵害，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劳动者人身安全得不到应有保障。工人对自身从事的工作在内心里不认可，认为不能体现价值，不能从工作中寻找乐趣。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工业优先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中坚地位，使全社会对产业工人的劳动十分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工人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劳动创造财富。这成为当时产业工人对自身的价值底气十足的重要理论支撑，劳动光荣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工人也因此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充满高度认同。改革开放后，随着资金、技术、管理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被过分强调，全社会形成了对于知识、学历、资本的崇拜，对体力劳动过分轻视，产业工人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被大打折扣，劳动的创造价值被有意低估。种种因素使得产业工人对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同感降低了，心理挫败感增加了。

1、对民主权利尤其是话语权的失落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党组织和工会保护工人阶层民主参与权利的职能逐渐弱化，工人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面临新的挑战，由主角转变为配角。“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强化了董事会、企业行政部门的权利，而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工人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也呈现弱化的趋势。非公有制企业以老板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使工人的民主参与权利更加难于实现，工人代表在职代会中的比例过低，使工人的真实意愿难于得到充分表达，其影响力也受到限制。”^[9]工人在职代会中投票权的减少，大大削弱了工人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国企下岗工人、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被逐步边缘化，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了。

随着工人阶层经济、政治地位的下降，话语权也相应地被削弱了。工人阶层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自己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渠道被阻塞，政府对工人阶层的任何“眷顾”，不再是基于合法性，而是对弱者的同情、救济和补偿。工人阶层的利益诉求完全变成了劳资双方的单纯博弈，工人阶层作为劳动者其合法性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经济效率的贡献因素，其他任何目标的追求，如寻求国家权力的保护、维护和争得自身合法权益的集体行动等都属“非法”。国家权力的干预、工人阶层的公平诉求被看成是对资本家的威胁和对资本效率的影响。

2、工人阶层成就感和幸福感下降。工人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在工作中缺乏激情，在企业中没有归属感，对现有状况不满意，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缺乏成就感和幸福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民生活观幸福观调研”课题组2009年做的调查显示：幸福指数最低的是工人阶层。“工人伟大，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喊了几十年了，想不到到了今天，工人的幸福指数竟落在了末位。工人幸福指数最低恰好说明是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这个社会以学历、文凭决定人的身份地位，并且以此决定其经济地位，甚至以牺牲工人利益为转轨换型“买单”，那么出现一面在喊着“工人伟大”的口号，一面却是工人幸福指数排序位居末席的巨大反差，也是必然的。事实上，工人期待的公平，当然不是从前的“大锅饭”；工人呼唤公平，当然不是要否定“效率”，而是要求公平效率兼顾。

3、工人阶层的文化差距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定位无产阶级不是从主观的道德同情，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使命。无产者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是先进社会关系和道德意识的代表，是共产党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基础；在担负伟大使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也成长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全面发展的人。然而，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是，工人阶级似乎背离了信息化社会、科学发展时代的文化轨道，没有成为先进文化的主导者。而以“阳谋”形式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官僚权力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不仅获得实际利益，巩固了自身阶层的基础，而且获得文化与智力优势。在社会角色与社会贡献的评价体系当中，文化水平已经不单纯是行业差别的因素，而是被赋予价值与道德的归因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