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一）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指一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法律法规、宏观调控、管理监督、司法救济等多种手段来创造均等的机会，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社会各群体，尤其是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多受惠。它和共享式增长基本相同但有些微差异，即包容性增长不但要求是共享式的增长，还要求机会均等，让贫困人口、弱势人群得到的更多一些。它和可持续发展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应当建立在环境、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而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成果，它的要义在于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增长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有并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并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它最核心的含义是让低收入人群受益，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正如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所说，“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总的来说，包容性增长相较于可持续发展而言，包含着更多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换言之，包容性增长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既当作一种目的，也当作一种手段。包容性增长就具体内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成果；发展机会均等；让社会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经济可持续增长；国际经济中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发展；重视社会稳定等。
（二）包容性增长概念的历史探源
探本溯源，“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亚行于2007年提出的，
二、包容性增长和非包容性增长的比较
包容性增长和非包容性增长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追求经济的成长、GDP的提升。但是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理念的差异
首先，包容性增长是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增长领域的体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手段。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其次，包容性增长是在对非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超越的基础上产生的。20 世纪中期以来，人们的经济增长观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经历了从单纯强调增长、“广泛基础的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及“包容性增长”的演进，经历了多种增长的自我扬弃、自我超越。“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并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它相较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是一大进步。进入21世纪， 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产生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要人们区分“机会的不平等”与“结果的不平等”以及引起不平等的原因，并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这又是对“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的继承和超越。
再次，包容性增长和非包容性增长在公平和效率发生矛盾时选择的侧重有所不同。效率和公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经济伦理两个基本的价值目标。前者涉财富的创造,后者涉及财富分配与共享。效率和公平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效率的推动力，但是在许多时候二者难以兼顾，表现在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经常顾此失彼。因此在处理二者关系时“贯彻美好生活的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即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通过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最终都必须有利于人类的美好生活，一是通过效率提高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时，在不妨碍公平分配的前提下，直接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二是通过效率提高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时，即使部分妨碍（甚至非常妨碍）公平分配，最后还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美好生活，即对于公平分配的妨碍最终不是损害而是更好地有利于人类的美好生活。非包容性增长崇尚效率优先甚至是效率至上，导致了建立在贫富差距基础之上的物质财富增长，这种增长不是导致社会成员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包容性增长是以对非包容性增长的伦理反思为基础，它以公平为先，以“生活”的逻辑代替“资本”的逻辑。
第四，在价值层面，人民利益至上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价值，在价值导向上包容性增长不但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不但要使人们过上殷实的生活，还要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而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优先是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
（二）经济增长动力的差异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方面，非包容性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而包容性增长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协同来拉动，尤其注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包容性增长对民企和国企一视同仁，都把他们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赋予他们相同的权利，尤其注重民企具有创造就业的广泛性、多样性，能让更多普通民众从中受惠的特点。非包容增长注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益，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资源的获取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具有优先性，利益分配机制上对普通民众具有排斥性。
（三）经济增长实现路径的差异
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是进行战略调整，依靠内需拉动和就业导向，以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注重法律和政策的调节，更多地照顾民营企业等各类草根利益主体。非包容性增长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劳动力成本、地土地成本、低社保甚至是无社保、出口拉动的工业化道路。
包容性增长在创造经济机会的时候确保这些机会的均等性，把机会均等看成是和结果均等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东西。为此，首先，它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改变歧视性政策等创造机会公平来达到结果的相对公平；其次，通过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投资，使人们享有平等参与行使各项权利的能力，尤其是弱势群体这种参与行使权利的潜能能够得到开发。而非包容性增长基本没有考虑到这些。
（四）经济增长后果的差异
包容性增长的后果是各个利益主体矛盾的缓解，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及群体差距的缩小，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包容性增长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又反过来拉动内需，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性循环。
非包容性增长的典型后果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基尼系数持续扩大。因为在非包容性增长战略指导下，地方政府更关注GDP增长指标，并把GDP增长放在它们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从而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地寻找促进GDP增长的各种“灵丹妙药”。不少地方政府只关注GDP增长的生产效率指标，漠视GDP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忽视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率。这种盲目追求或片面强调GDP增长指标的重要性客观上导致垄断未被根治，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不同群体分享社会公共服务和享受的权利不均等，收入差距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常受侵害，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基层社会矛盾不断涌现。
三、包容性增长与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佳配置，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在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代表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改变，在没有使一个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都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帕累托最优意味着没有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了，而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A的福利不受损的前提下B福利的增进或B福利不受损前提下A福利的增进，通过不断地帕累托改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包容性增长是帕累托改进的一种表现。如在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中，各个生产要素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资本所得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租金收入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资本或者地租独享国民收入增长的好处甚至是侵蚀劳动本来就不多的份额。如在地区的发展中，包容性增长强调各地均衡发展，而不是一些地区优先发展而把污染和资源消耗所带来的代价转给另一些地方承担。在各个群体的收入分配中，包容性增长强调每一个群体都能收入提高、生活改善，而不是让成果被一部分人专享甚至是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另一国的发展或者两国互惠互利都是包容性增长，是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四、包容性增长与罗尔斯自由与差别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