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兄张平

学兄张平

疏延祥

张平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大学时他住我隔壁,他不打牌,不下棋,而我对同班同学的交往在头两年除了室友,便是牌友和棋友,因此,我在大三之前,对他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这是我的同学这一感觉之中.当然我于他在班上同学对他的评价也有耳闻,那就是不少人认为他是安徽大学81级中几个老成持重者之一,不过由于我们班基本上是一班从中学直接进入大学的青年,还处在青春叛逆期,大家把老成看成世故的同义语,于是张君的一言一行在他们眼里就似乎是七七、七八那些大师兄的派头,结果他们在尊敬的同时也有了距离.我想那时张君的才学和气质无形中使他成了一个多少有些游离于班级之外的人,而其时我的贫学和无知使我也成了一个班级主流活动插不上手的人.或许尽管我的边缘状态和他的非他本意的游离情形不是一回事,但这种表面的相似还是让他注意到了我.

大三的第二学期的一个下午约摸六点钟,我在文西一楼的一个小教室读一本介绍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小册子,因为是周末,整个教室只有我一个人,不想他老兄悄悄地推门而入,我多少有些意外.他直接拿起了我的书,翻了一下,说想不到你还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你能说说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重视日本经验吗？”我人云亦云地说日本二战后经济的崛起与他的独特的企业管理方式有关,这一说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以后可以在一起聊聊，我只把他的话作随口说说而已，可他真的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后就找我在校园散步,谈各自心中所想,那时他在读中文版的《圣经》,他告诉我这是他外婆每晚压枕之书,我开始对他说起自己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担心,我说农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生态在恶化,农民的一生只忙四件事,娶一个老婆,生一个男孩,造一栋房屋,添一副寿材,谈不上任何精神追求.我的这番言谈,似乎打动了他.不久,他索性和我坐在了一起,那是文西105—我班的专用教室。我们坐在靠窗的最后两位,他在我前面,我们一起读黑格尔的《美学》和《历史哲学》,他是一个读书很细致的人,不管是读《圣经》,还是读朱光潜的著作,皆做卡片,读黑格尔也是如此。我们的读书活动被辅导员叶斌老师知道了,便要我们给同学谈谈读书体会。我记得这是大四第一学期开学,说实在的,我当时的读书境界还停留在想靠艰涩的理论术语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肚中有货的人,要我上台说说心中所得,真是高抬了我,但我还是经不住张兄的撺掇,答应他讲后我也说一点,老张把这事看得极为认真,做了厚厚的二十页讲稿,题目叫《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黑格尔眼中的中国》。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属于当时的政治学习时间,叶老师把这个下午改成了读书报告会,张平在大家的鼓掌声中走上了讲台,他有时看着讲稿,有时抬眼看着大家,语调平缓地说起了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一个在世俗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家园的国度,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希望,所有的臣民只能在黑暗中生活,没有自由,举国上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我知道老张把黑格尔的多少还有些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想,用流畅的现代汉语表述出来了,我为他的逻辑思辨和文采而折服。临到我上台,我只说了一下暑期在中文系函授青年文学院勤工俭学的经历。报告以后,老张读书的劲头更足了,他意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改造,思想的世界一变而为一个新的天地,便从《马恩选集》读起,这套选集我在大一和大二时读过了,可当他用笔向我点出马克思把农民比做袋中的一个又一个马铃薯,不能形成整体社会的力量,他们只能渴望上面恩赐的阳光和雨露的妙语时,我还是和他一道激动。这年秋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文在全国发行,我们在校园广播里听了这个消息,便一起到新华书店买回了这个读本,几天后,我们又一起上街购回了三卷本的《资本论》,读马克思这本书时,我很吃力,只能被一些文学性的语言和在黑格尔著作中我已读懂的表达方式所吸引,可老张则一边阅读,一边给他认为的重点段落划线,或做眉批,做札记,他仿佛一个时常读线装书的学者,在圈圈点点中将这本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圣经读完了,为了不让张兄失望,我只好勉为其难地一页一页的翻着,以跟上他的进度。读完《资本论》后,他又带着我参加了一个学生会举办的经济理论问题研讨班。慢慢地,我们觉得文学世界盛不下我们要把自己向更远的世界放飞的理想,老张想到了到中央党校读研的打算,我们一起到省党校那儿领回了报名表,可我回来一对着英文教材就畏惧万分,认为自己没戏,到了交表的头夜,我就退了下来。少了我这个支持他向上攀登的伙伴,老张在我无法知道的思想斗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在水房碰到了我,说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大学期间,老张不属于在文学上小有所成的人,他到底写了多少,我也不知道,我除了他那次作的报告和他的毕业论文,就读过李勇约他在班级黑板报上写的两篇小文。那一期,李勇把老张重磅推出,差不多占了整个黑板,一篇是诗,题目叫《你我》,我说不清这诗是写爱情还是写友情,如果是前者,老张好像在发一种感叹,在世人盛赞一见钟情的美好感情时,老张却以为茫茫人海中,一对男女的相遇相识甚至有了普世共知的秦晋之好,那种灵魂的距离还是存在,哪怕双方为此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如果是后者,老张似在告知世人,朋友之间,尽管相知相识,但作为两个点,其间的距离始终存在。那篇杂文《杂货铺》我是一看就懂了,他在文中说他的一位熟人开了一个杂货铺,今天进了这个货,明天又卖起了那个货,他什么都经营,我当时想老张这是对他的同龄人中的一些人进行批判,什么都学,结果他自己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学什么,如今再想也许老张的故事中也隐含了自我批判？今夜写这篇自我命题的文章时,我又细想老张的那首诗,当年我对北岛研究不多,凭我今天对北岛的阅读经验,我想这首诗真的颇得北岛之风,回想我和老张的交往,我想这首诗可算作老张作为一个Hamlet式的人文主义者对爱情和友情的困惑和追问,生活中的老张和爱人唐老师日子过得和美,对同学能做到有通财之谊,对朋友能倾尽自己所有,是一个大家时常都想到的君子.

转眼间,大四最后一学期来了,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论文写作,老张主攻《文心雕龙》,我开始思考起当代文学中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老张的速度很快,在系里未宣布每个人的指导老师前,他就找到了吕美生先生作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我们大多数人还在找材料时,他已经完成了读原著、找相关材料、列题纲、构思、写作的全部工作.我在拼拼凑凑中弄成了一稿,交给了指导教师李焕仁,先生在夸奖了几句后不客气地说,结构有些混乱,李先生是亲自到我寝室和我讲这番话的。先生走后,我晚上下自习时把论文拿给了老张,老张在人来人往的寝室半躺在床上读完了我的四十多页论文,在信纸的背后写了一段话:概念问题既是一个思维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确定你的文章主题的概念,然后再用它来组织全文。经老张的重要批示后,我重新理了自己的思路,在综合诸家的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概念的定义后,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再谋篇布局,到下笔写时,很顺利,篇幅也增至60页，这一稿拿给老张看时,老张夹了一个纸条,写了个张氏大且流利的风格字体的评语:“好”。果然李焕仁老师读后大加赞扬,给了我一个“优”的成绩,老张的毕业论文当然也是“优”，老张于我的毕业论文真的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毕业分配的日子到了,那时是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如果某个毕业生的户口所在地向上面报了了这个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人要求,只要得到批准,并将计划分到了这个毕业生的学校,这个毕业生就得回原籍工作。老张家乡肥西县就向省里报了一个中文本科毕业生的用人计划,省里批了,这个用人要求落实到由安徽大学来完成,老张必须回去,就成了一个事实。那时我和老张一心想进省委宣传部,我要进宣传部所属的农村政策研究室,老张想进部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经济理论问题研究,这个分配结局是老张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想到的。中文系领导和叶斌老师都知道老张是个人才,本着人才难得的高度责任感,系领导和叶老师先是跑到了学校,又从学校跑到合肥市相关部门,再到省里,该说的话都说了,该找的人都找了,得到的答复是:分配方案谁也无权更改。老张在老师和同学的安慰中回到了那个离合肥最近的县城公安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文员。

毕业后,我多次去老张儿,1988年的4月,因为想老张,我夜不能寐,便索性从床上爬起来,步行了近三十公里来到了肥西县成,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大约连巡警也呆在了室内。我转到了靠近老张上班的看守所,幸好这儿有一个棚屋,门是开的,灯也是亮的,这是一个老人带着孙女摆的卖烤红薯的摊点,老人已起来为早晨的买卖忙活,我请求在里面歇一会,老人问明了我是什么地方人和来此的目的,对我十分客气,给我倒水,并一再说,天亮还早,老师就在我这儿睡一下。我也真的很困,就钻进了老人睡的那头,不一会就沉沉的睡去了，醒来已是清亮的早晨。我随即起身,老人还让我洗了个热水脸,又递给我冒着热气的烤红薯,我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收。谢过老人后,我便站在看守所的对面等老张,不一会,老张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头略微向一边倾斜地镀着方步向看守所走来,他见了我,多少有点意外,当我向他讲起夜里的遭遇时,老张什么也没有说,他对我的不同寻常早就心中有数,当初他要与我结识,也有解谜的冲动。我和他一同到了他办公室,坐到十点钟,他和别人打了个招呼,便带着我到了他的住所,那时他的住房在离办公地方不远的一个小巷,在吃过他爱人烧过的饭菜后,已是中午12点多,我起身告辞。他把我送到街头,拦了个车子,和司机交代了几句向我挥了挥手,车子便开动了.

1990年是我结婚的第二个年头,我向上要求上课,我站着开会,站着吃饭,站着看书,那时我在和同行编一本辞典,我承担外国文学部分,我的这部分工作在定稿时真的坐不下来,只好趴在室内水泥地上完成了它。面对这种情况,和我同在一个教研室的叶斌老师托人带信,要张平到我家来一躺,和我说说体己话,这天我们喝了两瓶啤酒,饭后我们到了大学时我们不止来过一次后来成合肥市有名的英语之角的小树林,老张在这儿还是耐心极好地听我讲述如何做到站如松,坐如钟的狂人告白。

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再去老张家中,老张真诚地和我说,要是毕业后我们在一起就好了,你身边少了个能和你思想对路的人,我和你在一起,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副教授,你的状况自然也就不一样。其实老张当初留在大学,肯定会比我干得好,不说博导,教授早评上了。他思路清晰,语调平和,为人处事,不急不躁,在大学一定会拥有比我开阔的空间。当然在肥西县公安局,他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八十年代他编的肥西公安史志,获得了全国公安史志三等奖,很是轰动了一下,那一段时间他被不少公安单位请去谈史志编写经验。去年他指导编写的肥西公安部局工作的多媒体软件，成了他们领导向前去肥西检查工作的周永康部长汇报工作的压轴之作。今年四月,他的上司的儿子考研,要借阅新闻方面的期刊,他介绍这位领导找上了我,在打字店里复印期刊的间隙,这位领导和我说起了张平,说你这位同学在目前的岗位上委屈了。可我知道,一个读过黑格尔和马克思,读过《论语》和《圣经》的人,面对同僚的升迁和尘世的纷争,他可能在某个夜晚心里也有波动,可在那一刻,他走到阳台,抬头看看浩瀚的星空,他又会心静如水,继续做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公务员该做的一切.
尽管这些年我始终不能做成一件让世人眼睛一亮的事业,相反“此人怪怪的”的流言倒成了不少人的谈资,但老张一直看好我,二十年聚会,头天报到,他因事晚上才到,当晚还要赶回。晚上我在酒精的作用下,远离了大家重逢后喜悦的场面,一个人在学校外招宾馆的房间酣然睡去，不想在快到十一点时,他还摸进了我的房间。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总是放置了我的一个位子,我想他总希望这个位子在世人的眼里一天比一天有份量。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能给他人带来快乐的人,就是朋友也不例外,为什么老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呢？当然这与我们中国人“同门曰朋”这一古老的伦理观念有关。可我想,还有一个可能连老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原因,那就是在我身上凝聚了一个老张的梦想,这是一份他挥之不去的情怀,那就是在老张看来,大学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引领地,在那里可以产生让人激情飞扬、生命上升的思想。用黑格尔的话说,世界精神在这里占据了一个神圣的讲坛,在这个讲坛上,拿破仑在马背上完成的世界精神的漫游,听众可以在导师的宣谕中在内心完成。这是我和他痴迷黑格尔时,他就怀有的人生理想,阴差阳错,他只能扮演恪尽职守的公务员的角色,可潜意识中,这个梦并没有完全消歇,或许他以为我是一个适合替他圆梦的人, 真难为老张把这份在大学求学时就埋藏得很深很深的一个具有诗意的梦做到今天,念及此,我明白,我只有默默地积聚前行的力量,为老张,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