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及其伦理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为什么近代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时,对比中西经济文化的差异，断言儒家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研究的是，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在《儒教与道教》中，则研究的是儒、道思想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的生成关系。他说：“中国人没有优秀的清教徒的那种受宗教制约的、中心的、内在的、理性的生活方法论，对于清教徒来说，经济的成功并非终极目标与自我目的，而是考验的手段。”[1]到上世纪末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出现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使不少学者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使韦伯主义的“障碍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独中、韩、日学者，西方学者也开始对韦伯提出质疑。如德巴里提出“后儒家时代挑战”的理论，试图阐释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与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又如美国学者David R.Schiller在《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中认为，儒家思想有可能避免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违背人类现实精神价值需要的局面。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再如米策泽尔在《走出困境》一书中，也对韦伯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尽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障碍论”的拥护者置疑“东亚经济模式”，但东亚经济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改革开放、制度变革，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渗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强调儒家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有利论”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及模式的形成及发展，都不是单纯经济活动的结果，在它的背后，总是体现出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促进作用。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大体包括中国、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一区域在文化传统和渊源上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它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吗？综观近些年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人们在谈论传统道德资源的时候，关注得更多的是儒家伦理，是以儒家道德体系为立足点和基本资源进行现代伦理转换与道德建构，对儒家以外的，特别是道家伦理观的现当代意义和作用较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和疏忽。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也有很多闪光的智慧，对于我们这个信息技术大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新世纪，也有可资借鉴的经济伦理价值。
二 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韦伯曾指出，在关于发展的经济理念问题上，儒教、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或许是因为儒、佛内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欲望。与儒、佛相比，道家则是提倡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类型的经济与西方商品经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也完全没有可比性。就自然经济而言，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伦理观是相得益彰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道教）思想被认可、昌盛发展的时期（例如唐初），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道家重生，不仅体现在看重个体生命，也体现在看重社会整体的生计发展。所以韦伯曾说，即使道家强调俭德，也不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佛教的道德禁欲意义上的。
尽管我们说从道家的“小富即安”的经济理念中走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从这一点来说韦伯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根本上不是思想的结果，而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韦伯论证了新教伦理的节欲勤俭、开拓进取的天职观念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实就是发现了这些伦理观念本身的生长性因素。而韦伯的错误在于，恰恰没有看到儒、道思想也内含着这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错误还不仅仅如此，那些对儒、道思想对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到的更多的儒、道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过去相悖的因素，而看不到儒、道思想中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相协谐的因素。
就道家思想对东亚国家的实际影响来说，在中国，儒、道互补由来已久，道家自然主义的经济伦理观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思想根基。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道教思想，虽然以宗教的形式造成与儒家主流文化的距离，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也处于边缘、神秘的位置，但正如荀子所说，“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神”其实还是被士大夫们以为“文”，其宗教伦理精神依然指导中国普通百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
在朝鲜，由于道教对于非本土从未表现过传教的态度，其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朝鲜神道和仙道世界观与道教思想基本一致。道家思想虽被退溪斥之为邪文乱贼，但栗谷却以儒解老，认为老子无为无欲的思想，对君子有所裨益。[2]
在日本，徐福东渡的故事，是道家早期宗教化倾向的一个域外例证[3]。虽然有人戏称日本只有三样东西没有从中国继承过去，就是裹脚、太监和道教。但是正如上田正昭所说，信奉佛教以前的日本，原始神道世界与道教是重合的。此外，从促进日本近代的町人伦理思想中，对于“知足安分”、“俭约”的放弃，也从反面证明了道家思想曾在日本自然经济中发挥过作用[4]。
即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来考察，道家思想对上述国家的影响也不是了无痕迹的。道家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是东亚国家群体主义企业文化和相关经济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础。这种群体主义思想不仅促进了东亚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赶超，而且对东亚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实质性贫困的减少也有积极作用。据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发展中国家总体贫困线下人口百分比在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29.7和24.1，南亚为49和36.9，而东亚仅为11.3和4.2[5]，这种对贫富差距的有效抑制，就有经济伦理思想的作用，而这与东亚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也是相辅相成的。
此外，道家和道教“秉要持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汉书·艺文志》），这种“尚虚”的人生观或方法论反映在企业层面，确实具有“术”的转换意义，所谓“将欲拾之，必古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强之，将欲去之，必古与之，将欲夺之，必古予之”（《老子帛书[6]·道篇》36章）、“知其雄，守其雌”（《老子帛书·道篇》28章）等等，也是东亚国家商家、企业家经常选择的市场谋略，这方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还应该指出，作用于商业实践的道家伦理思想，也有着如小兰哲哉在分析儒家文化时指出的相类似的两面性[7]，既有促进经济发展或维护经济秩序的一面，在一定情境下，也可转化成象韦伯所强调指出的那种缺乏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的一面。
三 道家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
费雷德·希尔施颇具影响的《经济增长的社会极限》一书中“道德的重新获得”一章，即以“发现宗教信仰在经济功能上的作用”开篇，他认为，对于填补道德真空来说，“宗教义务继承了世俗的功能，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功能变得愈加重要而非越来越无足轻重。”[8] 1984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份量，则精神应为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占十分之一。” 韩国全南大学校社会学科崔锡万教授说：“对现在佛教的认真提问、儒教的大同思想和亲亲原则、道教的道和无为，这些思想也许能实现存在和物质、理性和感性、知识和智慧的调和，给未来的人类提示更为丰富的生活。”[9] 看来，各国的思想家对于伦理和精神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可是一致的，道家思想一个迷人的特征就是每当历史处于转型时期，它内含的生长性因素都会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
就经济伦理而言，道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体现在：
一、在自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层面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道家十分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提出了“道法自然”、“生而弗有”的生态伦理原则，体悟出“知常，明也”、“知和曰明”的生态智慧，并进行了相应的环保实践。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帛
书·道篇》25章），即人类要以地为法则，重视其安身立命的地球；地要以天为法则，尊重宇宙的变化；天则以道为法则，遵循客观规律。[10]认为天地万物既然都由道而生，人与万物在道的自然变化中就没有等级、优劣、贵贱的分别，人在自然世界中没有特别权利可以妄加一己之愿或群体需要去控制其他万物，只具有保护、维持天地万物的和谐、不遭受任意破坏的生态伦理责任。所谓“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老子帛书·德篇》51章）。不仅如此，老子还提倡“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老子帛书·德篇》51章）的道德原则，提醒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不要只顾眼前利益，人类面对自然所要做的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轻易作为。
万物都在兴起、发展。老子观察到，自然之物尽管变化万端，最终却返回到它们的本原。对于这样的规律，老子提出“知常，明也。不知常，。作，凶”（《老子帛书·道篇》16章，，同茫，暗昧，茫然无知）。老子还得出，这样的规律就是和谐的规律，“和曰常，知和曰明”（《老子帛书·德篇》55章），这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又一伦理原则，体现了克服人类自负的极高的生态智慧。它引导人们重视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性，维护事物的本根及和谐，这样人与自然才能长久共存。
与老子的思想相一致，庄子也主张同自然物和谐相处。庄子说，“以道论之，
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他还提出“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口号，体现了道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维护“生命物种平等”的理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在道家看来，动植物都有存在的独特价值。对动植物的保护，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关爱，而是关系着天地生育、万物共存的根本大计，因此，道家要求人们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道教经典《抱朴子》还区分了对待自然的两种本质不同的态度：一是役用万物，一是效法自然。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了解浅薄的人，就役使万物，希图让自然物完全属于自己；而深知人与自然关系奥秘的人，不仅能善待自然，还能从自然之中悟出人类“长生久视”（《老子帛书·德篇》59章）的道理。滥用自然资源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毁灭。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随着世界工业现代化步伐的加速，东亚经济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带来始料不及的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制约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致力于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调整思想观念，而在这方面，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以一种宝贵的直觉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态，为我们作了警示。
二、在个人与社会经济利益的矛盾层面上，以“柔弱谦下”为秩序原则，推
进社会的和谐共荣。道家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洞悉，主张通过经济关系中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缓解人在社会经济利益面前的冲突。
老子主张平等待人，“圣人亦弗伤也”（《老子帛书·德篇》60章），在道家看来，人无尊卑贵贱之分，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人都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不应以社会等级、贫富、亲疏、贵贱区别待人，而应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以善良、平等、同情的态度和生共处。
道家特别提倡“上德如谷”（《老子帛书·德篇》40章）的精神，即是宽容和合之道，主张人的胸怀要象空旷的山谷一样，玄远博大，化育万物，包容一切。能宽容人，能原谅人，能团结人，老子认为这才是为人的最高德性和品德。老子标榜以“慈”为宝，主张对人以德以善、不计恩怨，“报怨以德”（《老子帛书·德篇》63章），“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老子帛书·德篇》49章）等，要人以曲求全，以退求进，这些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人的内心消除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争执，破除人们内心对外界的紧张与不安，同时反映出道家对调和社会利益矛盾的一种主动精神，从而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这对于遏制恶性竞争、极端私欲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贵柔”是道家很重要的处世哲学，其伦理意蕴在于崇尚“谦下”、“不争”之德。“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老子帛书·道篇》8章）。水随处而流，滋润万物而不争；依势而流，其性处下。“柔弱谦下”作为处世之道，要求“为而弗争”（《老子帛书·德篇》68章），不与人争有、争多，而是先帮助别人、给予别人，其结果却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老子帛书·德篇》68章）。诸如此类观念构成了道家在伦理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而事实上“趋下”的伦理价值观更容易获得个人内心的稳定与和谐。不可否认，社会的复杂性使“怨”的出现在所难免，道家伦理似乎在倾向于实现完美的“君子理想”，但历史一再证明，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与操作规范，不可沉溺于纯粹现实主义，否则社会就会失去动力和信念，迷失发展方向。
人类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有赖于每个社会成员发挥出积极主动、不懈奋斗的精神，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动力。但是，社会与时代的进步、发展，不仅要有功利的追求，还要有超越功利的精神平衡机制。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恶性竞争和人际利益的无休止冲突之中，反过来又会影响与制约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家伦理富有社会道德内容，若能高扬道家的伦理准则，以及相关的道德规范，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中，必将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的关系，进而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和诚信的关系。从更深层次来考虑，如东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防止象欧美社会一样的社会秩序混乱和精神颓废，保持重视伦理和道德、遵守社会规则的良好风貌，就将成为继续发展的区域，最终将会掌握发展的主导权。
三、在企业经济活动层面上，以协作精神和人本思想等，影响企业伦理品质，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道家看来，保持个体生命的完整和维护个体人格的独立是最根本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家虽然推崇个体生命价值，但是并不完全否定群体价值，而是认为只有充分实现个体价值，才能保证群体价值的实现，个体价值的实现本身就包含着群体价值的实现。这种伦理观念扩展到经济领域给企业管理者的提示便是：企业寻求发展一定要重视为企业服务着的员工的价值。日本企业家认为：“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日本企业进行员工教育培训主要从满足员工自我成就的需要出发，竭力使员工在受教育中增长才干，不断创造新的成就，使员工感到企业是自己实现理想的场所，自觉激发出为企业“尽忠效力”的内在动力。
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一原则概指社会规则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如他意味深长地提出：“天之道，云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不足而奉又余”（《老子帛书·德篇》79章；“云”为乙本，甲本作，减损意），即要求统治者拨乱反正，而非自行其道。要建立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伦理规则，从而达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老子帛书·德篇》57章）的政治效果。社会的管理是这样，而企业的管理同样也要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則。企业是人做出來的，是否掌握住人心，往往关系到事业的成败。管理者最好不要有支使別人为自己效劳的心理，而应该设法使大家体会出工作的乐趣，进而使部属把工作当成自己份內的事。在这种情況下，如果真的有员工违反纪律，他也会心甘情愿任罚，不会引起“基层”与“领导层”的矛盾。相反如果管理者做事不顾下属的情绪，一味教条地坚持规章法条，甚至采取高压手段，以命令来强制別人，则容易引起员工的反感。作为一个管理者，最不能得罪的就是广大的人心。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只有贏得广大员工的支持，才能順利推动公司事业的发展。所以应该貫彻“道法自然”、“道恒无名”（《老子帛书·道篇》32章）的精神，奉行“亡为而亡不为”（《老子楚简乙》48章）的决策管理宗旨。
由道家发展而来的道教，吸取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思想。所谓“兼相爱”，就是不分人我，不别亲疏，无有等差地爱一切人。所谓“交相利”，就是互助互利。道教在注重个人修养的同时，也提倡人们应该相亲相爱、互助互利、并力同心。“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扬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太平经·恰相通决》） 可见，并力同心，万事皆成，群体协作精神作为一种企业伦理品质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可从许多日韩企业发现这种“团队精神”，一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意识。企业不仅是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是满足企业成员广泛需求的场所。因此，企业管理应该十分强调员工对企业要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认同感，要与企业共存共荣，这样形成的命运共同体的格局，实现了劳资和谐，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提高。
不管是过去和现在，老子的“崇俭”思想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早就凝聚于东亚各民族的精神之中。早在农耕时代，家庭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所以在东方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没改变这一格局。而且农耕生产方式对老天爷的依赖又很大，东亚又是多灾害区域，因而更加重了节约的倾向。这种节约主义的文化取向，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表现出国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从日本到东南亚，概莫能外。在东亚经济发展之初，东亚各国都处于资金短缺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注意利用传统倡导勤俭的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高储蓄政策，加速资金积累。这在工业化前期，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从以上论述可以表明，道家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的、经济的和环境的问题提供了宝贵丰富的精神资源。道家思想在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虽长期处于隐性的位置，却与处于显性位置的儒家互为表里，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该地区人们的行为意识之中。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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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德）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M].肖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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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宝贵贞.出世与入世之间—论道教伦理之要义[J].中国道教.2003.3.
Affect and Economic Ethics Value of Taoistic Ideas toward East Asia
Yu dahuai Yin juan
(Hohai University, Najing,210098)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source of culture, Taoistic ideas also have its own economic ethics value toward the new century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greatly develop and the economical ’s further globalization. We should know Taoistic ideas has effect on certain degree to East Asia’s economy not only in the past natural economic practice but also in the market economy. Taoistic idea pays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 of integrate and harmonious which is contribute to the foundation of collectivism of enterprise culture and guide to constitute relative economical policy and system. It is the collectivism promotes East Asia’s economy overtake world’s economy as well as has positive effect to the economical equality in East Asia’s society. We should find there are several aspects show the value of economic ethics Taoistic ideas. First, it harmonizes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 and economic progress for the sake of continu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it promote the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society in principle of “tenderness and humility” ; Third, it affects the quality of ethics and enhance the power of competition in enterprise; No doubt, Taoistic ideas provides precious spirit to solve the issue connect with society、economy and environment for advanced develop in East Asia in many ways.
Key words: Taoism; Taoist; East Asia’s economy; economic ethics; human-oriented; collectivism and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