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理论动态与研究意义

马克思一生并没有写过经济伦理学的专著，但是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蕴含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既不象李嘉图等人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抽象研究，从而摈弃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也不象西斯蒙第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进行理论投射”,[1]从而限定了经济学本身理论范畴的深入剖析，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的分析，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考察的话，那么，由此得出的所有理论成果：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和未来所有制理论等等，都蕴藏着经济伦理学的实质内容。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当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伦理范畴的演绎，对经济主体伦理命运的关怀，对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分析、批判，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关系的描画。[2]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无可辩驳地带上了经济伦理学的性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本具有伦理学科的性质。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学科分离的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家，同时也是融合经济学与伦理学思想于一体，建立并非脱离经济伦理思想的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如果说亚当·斯密在古典经济学开创时期对经济与伦理问题作了奠定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学思想基础的阐释，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未端对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作了深刻阐释，并奠定了真正的经济伦理学学科思想基础。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的终结者和批判者，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建树者。

自马克斯·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发展迅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等人在资本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创新的复杂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亚当·斯密以来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以及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的道德限度问题。当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如施蒂格勒、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布坎南、阿马蒂亚·森等也对经济伦理问题十分关注，对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假设的意义，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传统经济范畴如平等、效率、信用、贫困等，都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经济伦理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研究，对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质疑，揭示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经济伦理研究的范围。[3]

但西方对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却几乎为零。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引述宋巴特的话所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一点儿伦理学，而只有经济的规律性。”[4]这种认识的局限为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设置了障碍。至于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探讨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许多有益工作，其思想散见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A·科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曼德尔《权力与货币》、Morishima. M《 马克思的经济学》、R. Peffer《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公正》、Philip J. Kain《马克思和伦理》、Erich Fromm《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M.考林《晚年马克思的异化观》等著作；在上述著作中尽管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但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论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侧重于认同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观点之上的分析和批判（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除外），二是较多关注于经济主体的伦理分析，忽视经济运行过程的伦理批判，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缺乏系统的、整体的把握。在国内，伦理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特点以及《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悄然拉开序幕，[5]但总体上看，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著述和论文尚不多，尤其是还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这一研究领域。

 二

经济学与伦理学即使在亚当· 斯密作了明确的分野之际，也显示出他们如影随行的一面。经济学原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亚当斯密在研究社会分工、供求原理、市场条件和财富增长的规律时，并未忘记设定人类经济活动的人性前提，并未忘记对经济行为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未忘记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不可能忘记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箴言：即“一个应该怎样活着？”这不仅是伦理学发人深省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条是李嘉图及其第子的“工程学”方法的经济学。[6]另一条是穆勒等人倡导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或福利主义经济学。它们在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又被称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7]在前一种路径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野扩大了经济理论对深层规范分析的回避，以及在对人类行为的实际描述中对伦理考虑的忽视，而在后一种路径中，也常由于先验规范的不可操作性或不可证伪性，使得经济学出现贫困化现象。然而，即使是这种分野，其意义也是相对的，由马歇尔以来的所谓经济学“工程学”方面的过分重视，并非是经济学没有伦理观念，而是标志着经济学陷入狭窄的伦理观念的开始，[6]这种狭窄的伦理观就是经济学家一直情有独钟而伦理学家一直不能释怀的“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如果说十九世纪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F·李斯特、威廉·罗雪尔、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和马克斯·韦伯等）从经济作为文化的角度批判“经济人”理论，意味着经济伦理在学科建立方面的滥觞，那么其实这种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现实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可以开拓的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建立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伦理关系始终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前提，即私有制的天然合理性，马克思深刻洞察了这一点，他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8] 历史学派、西斯蒙第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与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并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个前提，而在于相比之下，后者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经济人的自利行为的假设之上。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能回避伦理学的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对人的假设，即至少在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被近似地看作自利最大化。当其受到福利经济学思想的攻讦时，他们也只是在经济人的问题上修修补补，为经济人理论建立更理性的更宽泛的人性的基础。例如，1981年，乔治·施蒂格勒在其题为《经济学抑或伦理学》的唐纳讲座中就曾经明确地为自利行为辩护，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灵通的理性社会当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非常明智地进行活动以寻求其自身的利益。”[9]施蒂格勒进一步预测道：“如果对人们在其个人私利和普遍声称所信奉的伦理价值观发生冲突时的行为方式进行全面系统的测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许多时候，实际上是大多数时候，追求私利的理论（正如我对斯密所进行的阐释）会获得胜利。”[9]在所谓加里·贝克尔革命、詹姆斯·M·布坎南和道格拉斯·G·诺思等人倡导的新经济学运动中，经济人除保持自利和理性的行为假设之外，其特征又获得许多规定性。1987年，新当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的罗伯·帕劳弗以“自利”（self-interest）作为其就职演讲的主题，呼吁要恢复对它的应有的尊重：“我扮演一个自豪地、泰然自若地倡导自利的角色。我们无需为此而感到歉意。虽然它有其阴暗的方面，自利（常常是作为个人主义来指称的，但被误解为自私自利）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影响。……自利是一种虽不完美却富有成果的模式，有助于科学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他们所建立的诸制度的运行、去理解他们所拥护的价值观，甚至去理解人们扩展帮助他人的方式的社会准则。”[10]只有理解了这一狭窄的隐蔽的伦理假设，才能理解现代以来经济学偏好“工程学”研究的特征，而这种过分地强调经济学的精确化和数量化的学科发展趋势，致使经济学陷入困境；并最终引起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学与伦理学再度紧密结合的学科研究新趣向。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行为和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6]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地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4]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4]事实也正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理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观察和分析。[11]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是经济伦理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理论研究意义首先是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意义相关的。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但是，在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阶段中，都非常关注经济伦理问题，马克思的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年之后围绕《资本论》写作的手稿以及《资本论》，既是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经济伦理学著作；马克思的在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与发表的《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马克思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土地国有化》和1875年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马克思的书信，其中都有重要的经济伦理思想内容，而且建立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因而，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首先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项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所有制形式与经济主体的对应伦理关系、经济范畴的伦理分析和批判的思想。马克思论述了三种伦理特性的经济主体，即原始丰富的人、异化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在马克思关于经济主体的伦理特性思想的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始终关心人类的主体性，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到建立在丰裕物质和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是马克思浸透着人文关怀的伦理理想。马克思论述了公社所有制和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伦理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伦理关系和未来社会所有制伦理关系。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本身伦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揭示了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伦理关系的实质，并从平等与自由、剥削与贫困、服务与信用等三组范畴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作了伦理分析。以上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它既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项理论创新，又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空白。

第三，由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特殊地位，它的研究对于经济伦理学乃至伦理学学科的发展将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方法论遵循一般方法论的原则。而且受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揭示的方法）的启迪。因而，一方面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将促进伦理学学科本身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与特殊范畴也扩大了伦理学研究的领域。总之，在当今政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之下，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之际，梳理、归纳、比较、评价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尤其推崇精神动力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伦理创造的，这种精神道德的力量甚至比单纯鼓励资本积累重要的多，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通过论证新教伦理使世俗的经济活动同宗教的神圣义务结合起来，直接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凯恩斯则在1926年题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的演讲中说，“我们现在力图将社会建立在培养、鼓励并保护个人的金钱动机的基础之上，……多数宗教与哲学都轻视那种主要受个人金钱利益考虑之影响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当今大多数人都抛弃了禁欲主义观念而且毫不怀疑财富的真正好处。同时，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离开了金钱动机人们将无所作为；……就我而言，我认为资本主义只要管理得当，就能使之比任何已经在望可供选择的制度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标，只是其本身在许多方面是极其要不得的，我们的问题是要建立一种尽可能有效而不会触犯我们关于一种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的社会组织。”[12]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伦理纲领的概括和总结。它肯定的追逐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在理性、制度的规约下追逐利益，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道德依据和精神动力。

    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虽然是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概括和总结，但它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马克思唯物史观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揭示了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因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背景之下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规范的指导思想就具有十分明显的启发作用。其次，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鼓吹的制度永恒性的幻想，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关系和经济伦理理想作了描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依据。再次，运用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观点，可以分析、批判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总结其特点，揭示其矛盾与冲突、发展与衍变。最后，马克思对经济主体、经济制度和经济范畴的伦理分析，促使我们清醒地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对经济主体的自由，经济关系的应该不应该，社会的公正、贫困、剥削、信用、效率等诸多问题，做出现实的回答。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就国内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社会转型和产权变化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带来许多道德失范和道德缺失现象，使人感到中国市场经济明显缺乏一种伦理精神。再就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而言，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面临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就不仅仅是中国的背景，世界上最发达的科学技术，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模式，世界上普遍使用的法律法规，世界上充分发展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世界上长期以来发展的经济文化，随着投资、合作、交流等，都成为中国面临的现实，而传媒方式、通讯技术、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又使中国可以接受世界经济、科技和伦理文化研究中最先进的东西。因此，中国面临的是世界社会背景，是充分市场化、现代化的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迫切需要建设性的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作指导。

此外，在市场经济实践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构成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链接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对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提出新的挑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身也有着实践检验和发展的问题。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or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about the study of

Marx’s Thoughts of Business Ethics

Yu Dahuai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Abstract: Marx had never written a monograph about business ethics during his life, but there were plenty of thoughts of business ethics in his philosophy and plutonomy, now these thoughts were noticed by the theorist. Marx’s thoughts of business ethics possessed the value of theory innovation,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field of Marxism, directing economics and ethics research. Though Marx’s thoughts of business ethics were the summa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economy of capitalism in 19^th century, it has important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ist economy practice in China today.

Key words: Marx, business ethic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注释:

[1]  张异宾.《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p96.

[2]  参见拙作：《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博士论文)[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2.

[3] （美）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李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671.

[4]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M].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13. p259-260.

[5]  参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第三次全国经济伦理研讨会文集》[C].中国郑州:2002年10月.

[6] 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1. p52. p14-15. p42.

[7]  参见（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p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89-90.

[9] （美）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施蒂格勒论文精粹》[C].吴珠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431. p417.

[10]  Rober Parloff,“Self-interest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vol.42 January,1987.

[11]  参见王小锡.《经济的德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p5.